蒋杰 | 空间因素与抗战时期上海盗抢犯罪 ——基于GIS系统的法租界案例研究（1938-1942）

空间因素与抗战时期上海盗抢犯罪

——基于GIS系统的法租界案例研究（1938-1942）

蒋 杰

（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中心）

自18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学者就诱发犯罪的原因不断展开讨论，如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和边沁（Jeremy Bentham）讨论了自由理性与犯罪的关系；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基于体制人类学的观点，就体质变异与犯罪进行了研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从社会失范的视角解释了犯罪如何产生等。随着社会学与犯罪学的引进，基于本土化立场，中国学者也对本国的犯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严景耀教授通过对犯罪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指出大家庭制度的解体，新经济制度代替旧的制度，政府改朝换代，内战和天灾是民国时期犯罪问题的主要诱因。

检讨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学者们多将犯罪行为归咎于犯罪人的心理、生理原因，经济政治制度的不合理及过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二战结束后，欧美各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成长，政局较之战前也更为稳定。但令人意外的是，犯罪数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上升势头，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前述理论的说服力，也迫使犯罪学家转入其他层面，重新发掘可能诱发犯罪的因素。由此，犯罪现场的时空结构、交通状况及建筑类型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形成一系列如“日常行为理论”、“破窗理论”、“可防卫空间论”等新的犯罪学和预防犯罪学理论，进而衍生出如“地理犯罪学”、“环境犯罪学”等新的犯罪学分支。得益于近年来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开和数码技术的进步，对于历史上的犯罪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条件也已具备。本文拟将上海档案馆藏法租界警务档案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相结合，对空间因素与抗战时期法租界的盗抢犯罪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战时上海的社会生活，也有助于澄清空间结构与上海城市生活之间的关联。

本文的核心议题集中于盗抢犯罪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具体言之，借助GIS软件的展示与分析功能，我们将对警务档案中的犯罪信息进行处理，以展现不同类型犯罪在空间分布上的特点、犯罪活动在不同区域内的数量差异，定位犯罪热点，并寻求导致犯罪活动聚集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在犯罪活动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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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布

要了解租界内盗抢案件的分布情况，一个重要的手段是观察各捕房收到的报案数量，由此大体可知六大警区的治安状况以及租界整体的安全形势。

由下图可见，在发生于1938年至1942年间的704起盗抢案件中，小东门捕房收到报案14起，麦兰捕房127起，霞飞捕房计154起，中央捕房收到的报案数量为188起，福煦捕房118起，贝当捕房共计收到报案57起。在报案记录中，窃盗案件的数量最多。其他案件的数量，随捕房变化而变化。如在麦兰捕房，抢夺案件多于扒窃和持械抢劫；在贝当捕房，除窃盗案件外，持械抢劫案件的数量最多。

图1  捕房收到报案统计示意图

（1）窃盗案件

本文所收集的窃盗案共计583起。此类案件的数量不仅在抗战时期为上海所有盗抢案件之最，在战前也高居各类犯罪之首。从全国范围内看，窃盗案件的数量也居于各类犯罪之首。此类案件的涉案物品涵盖广阔，小到现金、首饰、衣服鞋帽，大到马达、打字机和建筑材料等。案发原因，除犯罪人借助工具撬开锁具，或翻越墙壁、窗户侵入受害人家中外，大多数案件与受害人警惕意识不强有很大关系，如出门不关闭门窗，随意将财物放置于无人看管处。

借助地图可以发现，此类案件的区域分布比较平均，不仅各个警区均有发生，而且在数量上，各警区间的差异不大。除去东西两边的小东门和贝当警区，地处中部的四个警区在数量上差异并不明显，分别为麦兰捕房94起、霞飞捕房119起、中央捕房163起，福煦捕房103起。这说明此类犯罪在租界内部比较普遍，并不因街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图2  窃盗案件分布示意图

（2）扒窃案件

扒窃案件多发于公共交通工具，如有轨电车、公共汽车之上。由于受害人常常在下车后才发现被盗，所以无法向警方提供足够的案件信息，因而，尽管在警务档案中保存了数量庞大的报案记录，但由于无法定位，所以大多数无法应用于GIS分析。本文整理出30件信息较为完整，研究价值较高的个案。如1939年1月28日，三名越南籍法国水兵在乘车由大世界至法国公园的途中，被窃走现金、证件共计44元；1939年6月24日，某汽车学徒乘车经过辣斐德路时被窃去证件；1939年7月1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某职员在乘车由圣母院路到福煦路的过程中，被窃取现金和证件等。通过GIS地图，可知此类案件主要集中在几条主干道路，东西向如爱多亚路、福煦路、霞飞路和辣斐德路；南北向以敏体尼路、吕班路和金神父路为主。这几条道路正是法商电车公司几条主要线路的必经之路。

图3  扒窃、抢夺、持械抢劫案件分布示意图

（3）抢夺案件

抢夺又被称作“硬扒”，对象主要为乘坐有轨电车或黄包车男性乘客的帽子，所以这种犯罪在上海方言中又被称作“捉乌龟”、“抛顶宫”。单身女性的提包、首饰及手表等价值较高的物品，也是此类作案的主要对象。抢夺是上海地区发生频率较高的侵财犯罪活动。在实际生活中，它的数量并不比窃盗案件少，但在档案中并不多见。这主要由于财物损失较小，被害人考虑到报案程序繁琐，所以往往没有报警。市民陈文奎供职于法租界公董局，在多次遭到抢夺侵害后，才无奈地写信给警务处，表达自己的不满。他的遭遇向我们透露了这类犯罪的一些基本信息。

从地图来看，抢夺案件主要集中于麦兰、霞飞两个警区。具体到每个案件的案发地点，可以发现图中案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东西向爱多亚路、公馆马路、霞飞路东段，南北向麦高包禄路、贝勒路的十字路口。这是因为十字路口是两条或多条道路的交汇处，犯罪人在实施抢夺后，可以迅速逃离案发地点，跑入弄堂或其他街道，摆脱受害者或巡捕的追捕。而且上述地点在空间上距租界交界较近，易于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后逃入公共租界。

（4）持械抢劫

在民国时期，持械抢劫被视为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从法租界的犯罪历史来看，它的数量有限。在战前十年中，每年平均发生238.6起。抗战时期数量有所下降，但并未消亡。本图收录了从1937年至1942年间发生的28起案件。

在区域分布上，这28起案件分布在除小东门以外的五大警区。这与扒窃、抢夺案件主要集中在麦兰、霞飞和中央警区有很大不同。持械抢劫并不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所以无论劳工阶层还是官员、企业家都有可能遭到侵害。在空间上我们应该把这种案件分成两类来看待：发生在东部商业区的案件和西部高档住宅区的案件。麦兰、霞飞及中央三个警区内的持械抢劫案件发生较多，与区内商业发达，商铺、书寓、茶楼、烟管麋集于此有很大关联。同时，这三个街区也是华人和低收入群体的主要聚居地。抗战爆发后来自上海周边的难民，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区的石库门内。这些区域内的居民，防卫能力有限，常常成为持械抢劫案件的受害者。然而，由于此类犯罪风险较高，程序复杂，而且往往需要多人配合完成，所以犯罪者常常希望获得高收益。因而，高档住宅聚集，多外侨、官员居住的福煦和贝当两区，也成为此类案件的多发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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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热点

犯罪热点（Hot spots）是指犯罪活动高度集中的地理单元，在这些区域内存在某些容易诱发犯罪的因素，如环境、人口结构或经济类型等因素。根据舍曼的定义，犯罪热点是“一些小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内犯罪案件发生的频率相当高，至少在一年的时间内，可以对它进行预测”。为了确定租界内盗抢犯罪的多发地点，本文以704个案件基础，根据不同的观察点，绘制法租界盗抢犯罪热点分布图。

在“法租界犯罪热点图”中我们首先以道路为观察单位，30米为宽度，对1938年至1942年间发生的犯罪案件进行“环域分析”（Buffer），发现在以下路段，盗抢案件的发生较为频繁：

图4  法租界犯罪案件多发地段示意图

其次，以道路节点（转弯处、十字路口）为圆心，100米为半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4个案件发生最多的地点：宁兴街——磨坊街十字路口（15起）、华格臬路——敏体尼路十字路口（13起）、霞飞路——格洛克路十字路口（13起）、福煦路——吕宋路（14起）。然而，以上地点是否就是盗抢犯罪的热点区域？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热图的方式来进行确认。

利用GIS软件观察犯罪热点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热图”（Heatmap）。这是一种通过计算单位区域内对象的数量，并通过色彩差异来表示数量差异的方法。在本文中，我们以犯罪现场为原点，以100米为半径，寻找单位面积内案件发生最多的地点，可以得到以下“法租界犯罪热图”：

图5  法租界犯罪热图（1938-1942）

图6  法租界犯罪密度图（1938-1942）

图中的圆点代表犯罪案件发生的地点，周围的颜色，代表半径100米范围内犯罪案件的数量。颜色由深到浅的变化代表案件数量的变化。图中的颜色最深的区域代表案件数量超过10起，为犯罪热点地区。将两图进行对比，发现热点地区基本吻合。所以，基本可以确认以上地点即是法租界内财产案件的多发区域。

利用GIS软件还可以借助计算密度的方法来呈现犯罪热点。除点和线以外，指定面积的区域也可作为观察的视角。我们把法租界以公顷（10，000平方米）为单位进行划分，并统计单位区域内的犯罪数量，可以得到“法租界犯罪密度图”。

图中的每个方块代表一个面积为1公顷的区域，方块颜色的深浅变化代表犯罪案件密度的差异，白色代表每公顷低于1起，深黑色代表每公顷发生的案件数量小于11起。将三张犯罪热点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热点地区基本重合。所以可以确认，法租界的财产犯罪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麦兰和霞飞警区内，中央警区中部霞飞路与圣母院路交叉口也是一个犯罪热点地区。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犯罪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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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犯罪

如何解释这一犯罪聚合现象，为什么在租界的东北部等地区会出现大量犯罪活动？什么因素促使犯罪活动在这些地区聚合？我们选取盗抢犯罪最为活跃的宁兴街——磨坊街十字路口为观察样本，考察它的周边环境，以寻找犯罪活动大量出现的原因。

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本文复原了该十字路口半径100米范围内的街区图。

图7  宁兴街——磨坊街街区图（1939年）

观察这幅地图，可见区内建筑主要为商业用途，通过计算可知商用率达79.5%，其次为工业、居住和餐饮娱乐。建筑结构为上海地区常见的里弄结构，街区内部存在一个密集而复杂的弄堂网络。同时，该区在地理上临近租界的两条主要道路：爱多亚路、公馆马路；而且与租界交界处的距离很近。因此，可以得出该社区的三条基本属性：1、商业密集化；2、弄堂网络、3地近干道。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可以发现另外三个犯罪热点：华格臬路——敏体尼路、霞飞路——格洛克路、福煦路——吕宋路，在空间结构上也都存在类似属性。甚至在霞飞路等路段，环境也较为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商业街区、里弄结构、地近交通干道路等环境因素可能是造成财产犯罪集中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视野从十字路口向左右两边扩展，会发现左边是郑家木桥街——上海著名的乞丐、瘪三聚集地之一，这可以被视为该街区犯罪案件密集的一个原因。但在街区右边150米处，坐落着麦兰捕房。这十分令人不解，为什么在距离捕房很近的地方会形成一个犯罪聚合点？

这一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必须对捕房的控制力进行探究。利用环域分析功能，以捕房为圆心，我们对半径200米和500米范围内的犯罪活动进行统计，可以得到以下两张反映捕房控制力的地图。由图可见，在200米范围内，麦兰捕房附近发生的案件数量最多，为23起；中央捕房最少，只发生了2起案件。500米范围内，霞飞捕房的案件超过麦兰捕房，达到121起，小东门捕房附近发生案件最少，只有8起。

图8  捕房200米、500米范围内犯罪案件统计

通过对案件发生地点与捕房距离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可以获得“案件与捕房距离对比图”。由此图可见，在距离捕房400米至800米的区域内发生的案件最多，距离在200米以内的案件数量最少。从具体的捕房来看，小东门、中央、福煦和贝当捕房的空间控制力变化比较正常。但麦兰和霞飞两大捕房则比较特别。以中央捕房为例，200米和500米的范围内发生的案件数量变化不大，对于治安的控制力都较强，而麦兰捕房则相反，无论在200米还是500米范围内，都发生了大量的犯罪案件。

图9  案件与捕房距离对比图

什么原因造成了捕房在空间控制力上的差异？为什么在中央捕房500米的范围内相对安宁，而在同样距离内，麦兰捕房附近却形成了犯罪热点？

通过观察《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可以发现麦兰、霞飞捕房的周边环境与中央、福煦、贝当捕房存在巨大的差异。麦兰捕房地处公馆马路中段，北接爱多亚路，南近法华民国路，西临麦底安路，东面是老北门街。这个区域是法租界的最主要商业区之一，也是居住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区内的建筑以里弄结构位置。霞飞捕房与麦兰捕房类似，区内商业发达，里弄建筑密集，而且坐落在租界最主要的商业街霞飞路上。中央捕房地处薛华立路，北面为广慈医院，东面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和上海第二特区监狱。南面为上海第二特区法院，西面是法租界工部局财务处和车务处验车间。建筑结构以西式为主，里弄建筑较少。尽管正南面坐落着一排里弄房屋，但用途以居住为主。较之中央捕房，处于西部的福煦和贝当两捕房的环境则更加荒僻，周边缺乏商业街区，主要以兵营、别墅和工厂为主。通过这一对比可知，捕房空间控制力或捕房周边发案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较之其他捕房，麦兰、霞飞两捕房的周边环境更易于诱发财产犯罪。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商业功能、地近干道、里弄结构等三个因素，在本文研究的盗抢犯罪案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盗抢案件的发生会受到它们的影响，甚至捕房的控制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因素。然而，这些经验性研究结论，是否只是704个个案中体现出的偶然属性，抑或只是上海城市犯罪表现出的特殊属性？如果参考一下相关研究，可以看到这一发现其实并不孤立，在一些相关的实证或理论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经验。例如，严景耀通过研究北京的犯罪活动发现，四分之一的盗窃案件集中在商业和交通较为发达的前门外和天桥地区。

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城市》一书中提出著名的“同心圆模式”，指出城市在空间上由五个同心圆构成，由内而外依次为：商业中心区、过渡地带、工人居住区、住宅区及通勤区。处于商业中心区边缘的过渡地带是犯罪活动最为密集的地区。此后,克利福德肖和亨利麦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了芝加哥地区的青少年犯罪，发现过渡地带是青少年犯罪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同心圆模式”中，商业中心是指金融业集中的地区，而过渡地带是指一些建筑破旧，管理混乱，主要由低收入者居住的社区。尽管不能将这一理论直接套用于上海的城市经验，但就空间属性而言，法租界东北部犯罪热点地区与这一模式中的过渡地带确有诸多共通属性，如地近金融中心（外滩），低收入者聚集，居民构成异质性强，人员流动频繁等。除此而外，这一地区还体现出某种兼容的特质，一方面它类似过渡地带，但另一方面它自身的商业又较为发达。所以，可以将它视为商业区和过渡区的混合体，犯罪对象和犯罪人在这里汇集。因此，大量犯罪活动在这一地区出现并非不可理解。

就交通状况和建筑结构而言，法租界东北地区的环境与预防犯罪学家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提出的“可预防空间”概念存在许多冲突之处。可预防空间论要求将社区周围的部分半私人空间或公共空间纳入社区的范围，以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过渡地带。而法租界东北部地区临街而建的里弄建筑直面通衢大道，完全压缩了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过渡，迫使社区必须直接面对外部侵袭；另一方面该理论还要求建筑物应尽量具有开阔的视野，以便居民尽可能地对周边地区进行监控。但这一地区内部狭窄而复杂的里弄建筑，不仅无益于居民对街区进行监控，反而为犯罪人预留了很多作案空间。另外，商住混合的空间使用方式，增加了街区空间与陌生人接触的机率，居民的大量流动很难使住户间建立一种身份认同，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使得居民难以对这一街区建立起安全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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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在观察、研究城市犯罪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犯罪人心理和生理因素，城市景观、社区功能、建筑结构和交通条件等空间因素也不可忽视。就本文研究而言，借助GIS软件的展示与分析功能，可知盗抢犯罪在法租界内的分布相对均衡，但在租界的东北部等地区出现犯罪热点。从宏观上看，这与法租界的空间规划有关（东部地区工商娱乐业集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多工业和高档住宅区）；从微观上看，以上热点地区的商业功能、地近干道和里弄建筑构成导致盗抢犯罪集中发生的主要因素。

原载《史林》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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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婷